制度: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
2015-01-23 13:24:46 来源:南大商学评论 作者: 【 】 浏览:次 评论:0

为什么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穷?这是经济增长与发展领域最普通但却是最重要的问题。根据索洛Solow,1956)、 卡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 (Koopmans, 1965)的研究,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人均收人的差异解释为要素积累路径的不同。在 这些模型中,各国要素积累的不同要么归因于储蓄比例或者偏好的不同,要么归因于其他的外生参数,例如总要素生产力增长率。根据罗默 (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的研究,最近的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是他们对收人差别的解释与以前传统理论的解释相 似。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是它们似乎没能给予经济增长根本的解释。如诺斯和托马斯 (North and Thomas,1973)所言:“我们所列举的要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确切说 来,什么是制度?诺斯(North,1990)提供了如下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指导人们相互作用的约束。” 对于经济结果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例如产权结构和市场的建立与完善。经济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社会经济动机的结构。如果没有产权个 人就不会投资于物质或人力资本,而且也不会采用更为有效的技术。经济制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们有助于对资源进行最有效配置,而且它们决定了谁获得利润、收 入和剩余控制权。如果市场阙如或者被忽视,那么贸易收益就得不到利用,而且资源也将被误置。如果社会具有鼓励要素积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制度,那 么它就会繁荣。本文关于制度之政治经济研究的关键在于,经济制度以及更广义的制度是内生的;至少部分地,它们是由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所决定。因此,为什 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贫穷这一问题就与这样的一个问题紧密相关:为什么有些社会具有比其他社会“糟糕的经济制度”。尽管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强调经济制度的重 要性,但是我们还是设计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来考察经济制度怎样被决定,以及为什么各国间的经济制度会有所不同。换言之,虽然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经济制度对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少关键的比较静态结果来解释为什么均衡经济制度会有差异。

本文的基本论点可概括如下: 

 

(1) 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规范着社会中关键经济行为者的动机,特别地,它们影响对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的投资,而且影响生产组织。尽管文 化的和地理的因素对于经济绩效也是重要的,但是经济制度不同是国家间经济增长和发达程度不同的主要源泉。经济制度不仅决定经济的总增长潜力,而且决定一系 列经济结果,包括未来的资源分配富的分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配等。我们将这些观点概括如下(其中,t表当前时期t+1表示未来): 

经济制度t  =>丨经济绩效t

丨资源分配t+1

(2) 经济制度是内生的。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为其经济后果起见而进行的社会集体选择决定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集团和个人都会偏好同一套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 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因此,经济制度的选择通常存在着不同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均衡经济制度如何确定?假如存在两个在给定经济制度上 持有相反偏好的集团,则哪个集团的偏好将会胜出?问题的答案有赖于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权力。尽管一套经济制度相比于另一套经济制度的效率可能在选择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但是政治权力才是最终裁决者。于是,这使得我们有了框架的第二块基石 

政治权力t =>经济制度t

(3) 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制度的观点暗示,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间接地存在于给定的经济制度中。但是为什么具有冲突利益的集团没有一致选择总 增长最大化的经济制度,然后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决定收益的分配?为什么政治权力的运用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甚或贫穷?这是因为政治权力的运用必然涉及承诺问 题: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并不能保证在涉及其利益时不会使用它,而且这一承诺问题产生了效率和分配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因为可信的补偿转移和单边支付并不能抵消任何特定经济制度的分配后果。 

(4) 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是内生的。在我们的框架中,对政治权力的两个组成部分加以区分是大有益处的,这两部分分别是合法的(制度的)政治权力和实际的政治权 力。在此,合法政治权力是指来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力。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形式以及政客与政治精英所受约束的程度。例如,在君主政体下,政治制度将所有的合 法权力分配给君主,而且对君主几乎没有设置约束;相比较之下,立宪君主制将君主的一些权力再分配给议会,从而可以有效地约束君主的政治权力。因此,这一讨 论暗示: 

政治制度t => 合法政治权力t, 

(5) 政治权力比政治制度复杂得多。即使某一群体没有被政治制度授予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力,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拥有政治权力。就是说,通过暴动、使用武器、招募雇佣 兵、增选军队,或者使用代价昂贵但却很大程度上和平的抗议,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社会。我们将这种类型的政治权力称作实际政治权力。这类权力本身有 两个来源:首先,它依赖于所提及的集团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其次,一个集团的实际权力还依赖于其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不但决定该集团使用(或滥用)现 有政治制度的能力,而且还决定该集团雇佣武力反对异己集团的选择。既然我们还没有一个满意的有关集团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理论,所以我们将侧重点放在实际 政治权力的第二个来源,因此有:

资源分配t => 实际政治权力t, 

(6) 这就涉及到我们框架之中的两个主要恒量之一,即政治制度的演进(另一个恒量为资源分配)。因为它们的变化一般相对缓慢,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直接和间接地 决定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所以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是这一动态系统中的恒量。它们的直接影响直白易懂:如果政治制度将所有的政治权力给予一个人或一小部分 人,则向其余的人提供产权保护和机会均等的经济制度就难以持久。它们的间接效应通过上面所述的渠道起作用:政治制 度决定合法权力的分配,而合法权力的分 配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因此,这一框架引人一个制度等级(hierarchy of institutions)概念,它与政治制度一起影响均衡经济制 度,而均衡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结果。尽管变化缓慢,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是内生的。社会将会从独裁制过渡到民主制,并且会通过变革其宪法 来改变对权力持有者的 约束。既然如经济制度一样,政治制度也是集体选择,所以社会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关键决定因素。这样就产生了稳定性倾向:政治制度分配合法政 治权力,而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影响政治制度的演进,并且拥有政治权力的人通常会选择给予其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然而,实际政治权力偶尔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变 化。这些变化有时是不连续的,例如当权力的不平衡导致革命或者革命的威胁导致政治制度的大变革时,它们通常仅仅影响现存政治制度的作用形式。概括这一讨 论.我们有政治权力政治制度,u将所有这些论点整合到一起,我们的框架可以示意性地表示如下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是两个恒量,这两个变量在时点Z的状态足以 决定 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变量。政治制度决定社会合法政治权力的分配,而资源分配影响 政治制度。尽管有这样的稳定倾向,该框架还是强调了潜在变化的可能性。 

 

制度至关重要

经 济制度至关重要,而且实际上,经济制度应该被看作是经济增长和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我们是怎样知道这些的呢?如果要素积累和内生技术变 革的标准经济模型仅仅提供了增长差异的表面解释,那么何种类型的解释能够成为根本解释?我们能辨别出三类这样的理论:第一类理论强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经 济制度通过规范经济动机来影响经济结果;第二类理论强调地理;而第三类理论则侧重于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们断言,经济制度——而不是地理或者文化——的差异 导致人均收人不同的假设具有令人信服的经验支持。我们可以用明确的制度自然实验来证明。 

 

1.朝鲜实验

1948 年5月,朝鲜半岛南部大选,新当选代表继而起草新宪法而且在38 度线以南成立大韩民国;而半岛北部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两个独立国家以非常不 同的方式加以组织,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制度。北方搬用废黜土地和资本私有权的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模式,经济选择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国家进行调节相 反,南方保持了私有财产制度和政府,并且为了发展经济而尝试利用市场和私有激励。在进行这种制度变革的“自然实验”以前,朝鲜南北双方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 化根源。实际上,朝鲜半岛在伦理、语言、文化、地理和经济上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同质性;其他人为的初始经济条件也是近似的,而且如果有有利之处的话,也是 朝鲜。总之,虽然朝鲜有若干潜在优势,但麦迪逊(Maddison,2001) 估计,在分治时,朝鲜南北双方具有大体相同的人均收人。与制度差异促成不同发展的假设相吻合,自从分治之后,朝鲜南北双方经历了极端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 20世纪60年代,韩国演变成亚洲的经济“奇迹”之一,经历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繁荣,而朝鲜经济却停滞了。200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 16 100美元,而朝鲜为1 000美元。截至2000年韩国成为富国俱乐部(ECD的 成员国,而朝鲜仅有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对于1950年之后两个国家极端不同的经济经历只有一个可信的解释:它们不同的经济制度导致 迥异的经济结果。但是该自然实验的说服力仍显不足。首先,它仅是个例,在自然科学的可控实验中,大样本是起码的要求。其次,我们在此选用的事例具有极端 性,即对照的是市场导向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异。人们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或民主社会中经济制度的差异将不会是导致其经济兴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证明经济 制度在国家间贫富差异上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考察一个制度差异的 大规模“自然实验”。 

 

2.殖民实验

欧 洲对世界的殖民化过程提供了这样的自然实验。从15世纪开始,欧洲陆续征服了许多其他民族。殖民化经历改变了由其征服和控制地区的制度。 更重要的是,欧 洲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制度。因此,尽管地理条件保持不变,但是欧洲却引致了不同社会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大变革。欧洲殖民主义对经济制度的影响或许由这 样一个事实所传达:历史证据显示,欧洲前殖民地的经济繁荣经历了显著的逆转。在1500年,印度的莫卧儿和美洲的阿兹特克与印加是最富裕的文明,而这些帝 国曾坐落的地区却成为今天较穷的社会。对比之下,坐落在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当时欠发达、文明的国家现在要远比莫卧儿、阿兹特克和印加所在的地区富 裕。这种逆转发生在何时? 一种可能是从欧洲征服这些地区后即告开始,但是直到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贫穷的殖民地才超越了以前高度城市化的殖民 地,而这是同工业化同步发生的。在1750年,印度(人均和总)的产业还多于美国;截至I860年,具有相对较好经济制度的美国和英国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等开始后来居上;到1953年,以前同是殖民地的这两类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经济鸿沟。国民收入差别的三种假设哪一个可以对逆 转的原因与时机 作出根本的解释?显然地理假设无法胜任,因为在1500年,热带地区国家比温带地区国家相对更繁荣,而在2003年,情况却完全颠倒过来,但是在此期间, 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文化本身会缓慢变化,而且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注定会经历文化的大变化;另外,土著人口的消灭和欧洲移民的流入可能创造新的 文化或至少在诸多主要方面改变既有文化(Vargas Llosa,1989)。然而,文化假定并不能给予逆转以自然的解释,而且它在逆转的时机上亦不置 可否另外,控制制度效应的经济计量模型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文化影响繁荣的证据。 因此最 自然的解释应该来自于制度假设。实际上,一旦我们认识到殖民化所造成的经济制度变动,我们就会看到逆转正是制度假设所预期的。埃塞姆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 (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2a) 指出,其他条件不变,起先人口密度和城市化越高的殖民地其后续的制 度越糟,包括独立后和今天的制度亦然。他们证明,人口相对密集和城市化相对较高的殖民地会有相对较糟的制度,而人口稀疏和非城市化的殖民地接受的是欧洲移 民的涌入和保护社会大多数人产权的先进制度。可能欧洲人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引进有碍经济进步的经济制度,而是从这些先前的文明承袭下来的。然而,是否如此, 我们认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欧洲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人口密集和相对发达的殖民地采用了便利剥削而不是保护大多数人产权的经济制度,而在人口稀疏的殖民 地却发展了保护产权的制度;正是他们的动机导致了制度的逆转,而制度的逆转注定了命运的逆转:相对富裕的殖民地获得了相对糟糕的经济制度,而且如果这些制 度是重要的,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后来将变得越来越穷。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制度假设还与逆转时机相吻合。制度假设将在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 上的投资激 励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而且声称经济繁荣正是基于这些投资。 因此,当具有新的大规模投资机会时,经济制度应该更加重要。而工业化的机 会是19世纪的一 大投资机会;今天的富国——无论是前欧洲殖民地还是其他 国家——是那些在此关键时刻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是欧洲人为什么在先前贫穷与人口稀疏的殖民 地引人较先前富裕和人口稠密的殖民优越的制度?该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们理论框架中的比较静力学。总之,欧洲殖民实验与地理或文化的假设不相容。相反,经济 制度的差异才是国家间人均收人不同的潜在基础。因此,制度是收人差别和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为何制度会有所不同

我 们看到,实际上,在决定相对繁荣程度的过程中,经济制度居于基础地位。而且存在压倒性的证据支持诺斯和托马斯所强调的制度,他们的强调与替代性备选解释相 对立,后者强调地理或文化。然而,虽然经济制度差异能够解释大多数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别,但是它引致的问题却与其解答的问题一样多。例如,为什么国家会有 不同的经济制度?如果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具有糟糕的经济制度,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改进这些制度?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制度理论,该理论将有助于 解释特定国家中经济制度的均衡集,而且该理论的比较静力学将有助于解释国家间经济制度有差别的原因。我们已经证明经济制度决定繁荣。现在我们必须着手证 明,经济制度必须被看作是内生的,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出现依赖于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然而,在证明这一观点的过程中,退后一步以讨论一下其他的建立经济制度 理论的替代性方法将是不无裨益的。广而言之,在国家间为什么制度会有差异这一问题上存在四种主要的解释途径,其中之一与我们所主张的方法即社会冲突观相一 致。 

 

1.有效制度观——政治版科斯定理

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将会选择对社会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该制度所产生 的剩余在不同集团或者代理者之间的分配方式不会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支 撑该观点的推理来自于科斯定理。科斯(Coase,1960)声称,如果不同的经济 各方能够无成本地进行谈判,则他们的讨价还价将使得潜在的外部性内部 化, 例如受附近工厂污染之苦的农场主能够通过向工厂主付费来减少污染。类似地,如果现存经济制度使某一集团受益,但是却为另一集团带来不相称的成本,则 这两个集团能通过谈判来改变该制度;通过这样做,它们将会增加在它们之间分割的总剩余的规模,然后它们就能够通过讨价还价来分配这一额外的剩余。科斯的逻 辑适用于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学的观点被埃塞姆格鲁(Acemo- glu,2003a)称作政治版科斯定理。尽管个人和集团会力争有效经济结果的直觉是富有 吸引力的,但是政治版科斯定理有着理论和经验的局限性。首先,正如埃塞姆格鲁所证明而且我们在下面也将讨论的,政治学存在固有的承诺问题,它经常使得政治 版科斯定理失效。其次,政治版科斯定理并没有在理解经济(或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上走得更远。按该观点,经济制度是有效选择的结果,而且如果给定社 会的需要和基本结构,所有社会都可能会有最好的经济制度;因此,根据政治版科斯定理,经济制度不能成为收入差别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上面所探讨的自然实 验结果却清楚表明了制度差异的重要作用。总之,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理解,从社会观点出发,为什么有些社会选择了对其不利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框架完全不 同于政治版科斯定理。 

 

2.意识形态观

第 二种经济制度理论是这样的观点:国家间经济制度的不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因为该观点与前一观点的相似性,埃塞姆格鲁将之称为修正的政治版科斯定理。根 据这一观点,社会可能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因为社会或社会的领导者在什么制度对社会有益上没有达成共识。按照该观点,在 关于合意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初衷良好的政治行为者在什么有利于其人民上具有分歧。那些在事后证明领导者或选民是正确的社会就是繁荣的社 会。重点在于,就如有效制度观一样,不利于社会的政策最终会被强大的力量所制止。不可否认,信念差异和意识形态经常起作用。但是我们不相信,一个合意的制 度差异理论能够建立在意识形态不同的基础上。我们通常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它强调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代理者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行为是 理性地而且是在认识到它们的后果的条件下才采取的。 

 

3.偶然制度观

有 效制度观明显地是以经济推理为基础的:通过对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比较来确定哪些经济制度应该胜出。因为个体最终是根据社会成本和收益来 衡量经济制度的,所以效率就产生了。因此,制度就是选择。然而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是贬低选择,而且将经济和政治制度看作是其他社会相互作用或者历史事件的副 产品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该方法在许多的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一些经济学家之间颇为流行。换言之,关键时点的历史事件决定制度,这些制度持续很长时 间,并具有重要后果。尽管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制度可能是历史的偶然结果,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社会实行的是其现有制度,而且开始思 考其他的替代选择。因此,我们还是回到了选择的领域。 

 

4.社会冲突观

根 据这种观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并非总是由整个社会所选择的(而 且也不是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选择的),而是由在当时握有政治权力的集团所选择的(或许 是同其他集团冲突的结果)。这些集团所选择的经济制度将会最大化它们自己的租金,这样的经济制度或许与那些最大化总剩余、财富或收入的 经济制度并不一 致。例如通过约束政府掠夺而实施产权的经济制度可能不利于想要在未来挪用资产的统治者。产权确立后,该统治者将要削减他自己的未来租金,所以他很可能偏爱 除私人产权之外的经济制度。因此,均衡经济制度将不会是最大化整个馅饼的制度,而是最大化强势集团所获得的那一份的制度。社会冲突观与意识形态观的区别在 于社会冲突所选择的经济制度会导致欠发达,即使所有代理人都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或信念也会如此。将社会冲突观与偶然事件观区别开来的是,前者强调导致欠发 达的制度是有意选择的,而不是某些历史事件的结果。社会冲突观与有效制度观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并不假定制度总是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在社会冲突观中起关键 作用。哪些经济制度会出现有赖于谁握有政治权力来创造或者妨碍不同的经济制度。既然政治制度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扮演主角,它们将会成为经济制度之社会 冲 突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文献中,第一个系统地发展社会冲突观点的是诺斯(North, 1981),他在关于“国家的新古典理论”那一章中断言, 控制国家的代理人应该被认为是自利的然后他又声称,代理人为社会选择的那套产权将是这样的:它们最大化代理人的收益,而且由于“交易成本”,它们不一定最大化社会的福利。诺斯的分析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他没有澄清造成国家和公民之间利益分歧的交易成本是什么。而我们认为,承诺问题是利益分歧的根本。 

 

无效率的源泉

我们已经阐述了两个论断,现在我们着手讨论第三个:不能保证在未来怎样使用政治权力意味着,经济制度对效率的影响不能和它对分配的影响割裂开来。 

在 任何发生经济交换的市场情势中,承诺问题非常普遍。承诺问题极端重要,这已经在有关不完全契约和重新谈判的文献中(例如Hart,1995)被认识到了。 然而,假如法律制度正常运作,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可履行契约。这些契约能够被履行,因为存在一个权威第三方一一可以使用权力确保履约。尽管被委托来保证履 约和解决争端的权威根据正当的情势变动,但是所有这些权力最终都来自国家;在现代社会,国家在合法运用强制上具有近似垄断的地位。所有者和经理能够签订契 约,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及其代理者即法庭将能公正地确保契约的履行。相反,假设例如一位经理相信,国家与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而且当所有者没有按照契约规 定进行偿付时,国家对其不予惩罚,则契约几乎就没有价值。因此,存在一个公正的履约权威对于契约是重要的。当涉及制度选择时,问题在于并不存在这样公正的 第三方可以被委托来确保履约,这是政治学中承诺问题的源头。为详细阐述该观点,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势,在该情势下,社会可以用独裁或民主的方式进行治理。 设想一下,独裁者不放弃他的权力,但许诺他将服从民主规则,从而个体可以像在民主制下那样进行投资。这一许诺是不可信的,因为只要政体是独裁制,就不存在 更髙的权威强制独裁者遵守他的诺言,而且也不存在能被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强 制履行的契约等价物。毕竟,该独裁者垄断着军事和政治权力,所以他是冲突利益的 最后仲裁者;并不存在其他的权威迫使该独裁者遵守他的诺言。相同的问题制约着相反的解决措施,通过该措施,独裁者自愿同意过渡到民主制;但作为交换条件, 他的收入和权力的损失由未来的转移支付加以补偿。那些从过渡到民主制而受益的人将会乐于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只要独裁者放弃了他的政治权力,就不能保证公 民会同意向自己征税以补偿这位前独裁者补偿前独裁者的诺言通常不具有可信性。

问 题的本质是承诺。一方当事人既不能保证补偿另一方,也不能保证在事后不会采取利己行动。在这些例子中,承诺问题之所以严格的原因在于,我们处理的是政治权 力。不同的制度与不同的政治权力分配相联系,而且并不存在兼具意志和权力的外部公正当事人来确保履行协议。在一些情况下,或许存在维持一项协议的自我履约 诺言。埃塞姆格鲁(AcemOglU,2003a)探讨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是一般而言,这样的自我履约是有局限的,因为它们要求参与者要有足够的耐 心,但是当涉及政治权力时,由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任何一方都不会以高度忍耐的方式行事。基于这一推理过程,我们现在可以探讨三种不同的渠道,正是通过 这些渠道,承诺问题才会导致无效制度的选择及其持久存在。

 

1.打劫

设 想这样一种情势,在该情势下,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握有无限制的政治 权力;再假设,生产性投资可由一组公民或生产者进行,他们与“政治精英”即目前的权力 持有者不同。如果生产者预期从他们的投资中能够获益,则生产者将进行生产性投资。因此,一套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对于投资者是必需的。社会能够选择确保这种 安全产权的经济制度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甚至假 定“社会”想这样做,答案仍然如此)。问题在于,只要投资发生,政治精英—— 控制政治权力的那些人一 不能保证尊重生产者的产权。自然地,在事前即进行投资以前,他们将会保证安全的产权。但是权力垄断在他们手里暗示,一旦投资进行之后,他们不能保证不会打 劫生产者。这明显与厂商理论中打劫问题相似。在厂商理论中,一旦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了关系专用投资,其他当事人就能对其进行打劫,并且掠获一部分得自 其投资的收益。因此,打劫的前景将会阻碍投资。但是现在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它不但是指打劫关系专用投资,而且是所有的投资。因此,无效经济制度怎样由 于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出现?这就是一个例证。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会保证在事后不会动用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且这直接导致这样的 经济制度:它们不会向没有 政治权力的集团提供安全产权。后果是清楚的:没 有这样的保护,生产性投资就无法进行,从而经济增长的机会就得不到利用。这些无效经济制度——或者也许是 社会的均衡制度——持久存在的原因 也与承诺问题相关。参照我们上面的例子即诱使独裁者放弃权力可知,产权导人的方式有两个:首先,原则上,政治精英许诺 尊重产权。然而,除非放弃权力的政治精英支持,否则仅仅许诺将是不可信的,而且这将意味着放弃他们的租金和特权。其次,更加安全的产权制度的受益者可以收 买政治精英。一般而言,通过未来补偿的许诺,这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投资已经进行而且有了产出之后,可以将一部分给予政治精英。但是如在上面所指出的, 在此又产生另一个逆向承诺问题,即新体制的受益者不能保证会给予先前的政治精英以许诺过的补偿。 

 

2.政治受损者

无 效经济制度的另一个源泉是政治精英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欲望。政治权力是收人、租金和精英特权的源泉。如果精英的政治权力遭到侵蚀,则他们的租金亦会随之 减少。因此,政治精英将评估每一个潜在的经济变革,这些评估不仅根据变革的经济后果,例如它对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的影响,而且根据变革的政治后果。任何侵 蚀精英政治权力的经济变革都可能损减他们的长期经济租金。作为一个例子,设想这样的经济制度变革:它将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也会使一 些集团变得更加富有,而这些集团却具有在未来问鼎政治权力的潜在可能。其他条件相同,较快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它使权力持有者从其所有的资 产上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且他们还可以对更大的收人征税或者剥夺。然而,如果他们的潜在竞争者富裕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在未来受到更大的威胁。由于 害怕他们的政治权力受到这样的威胁,精英或许抵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变革。沦为政治失败者的威胁妨碍更好制度的采用,这又归因于承诺问题。 

 

3.经济受损者

无 效率经济制度的另一个不同但是相关的源泉来自社会冲突观的基本论断:不同的经济制度暗示不同的收人分配。这表示,从糟糕的经济制度变为好的经济制度将会使 一些人或者集团的处境变坏(而且将不会是帕累托改进)。更好的经济制度会遭到收入受到威胁的人的抵制,原因仍然在于承诺问题。如果经济制度变动时,收入增 加者能够承诺补偿收入降低者,则抵制更好经济制度的动机将不会存在。然而,承诺这样的转移支付是困难的。尽管一看之下,经济受损者问题是富有吸引力的,在 经济文献中也确实受到了相当关注,而且承诺问题重要性的强调也与我们的框架相符;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来看,经济受损者问题与打劫或政治受损者问题 相比,其重要性要小一些。正如埃塞姆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 Robinson,2000b)所指出的,在强调经济受损者的理论中, 隐含着一些政治学假设,这些假设暗示,无论何时只要出现经济受损者问题,政治顾虑必定是重要的。经济受损者的观点是这样的:某些集团由于害怕丧失它们的经 济租金,会阻止采用有益的经济制度或者技术。其背后的假设是这样的:这些集团握有政治权力来阻止对 社会有益的变革。但是如果它们有阻止变革的政治权力, 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变革发生,然后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将一些收益重新分配给自己?因此,隐含的假设必定是这样的:经济上受损的集团还要遭受政治权力的削弱, 这会使得它们重新分配变革后的收益成为不可能。因此,这一推理过程表明,就某些集 团对变革的态度而言,他们的政治权力是否受到侵蚀要比它们在经济上是否 受损更为根本。因此,政治受损者问题似乎比经济受损者问题更重要。 

 

4.效率和分配的不可分割性

政 治权力运用和分配问题引致了效率和分配间的基本替代关系。例如,当由于缺乏承诺而导致打劫时,政治权力的持有者知道人们投资的动机将会减弱,于是增长就缓 慢;为应对这种情况,他们或许自愿移交他们的权力,或者尽力创建能限制他们权力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这种转变将会创造更好的投资激励。尽管这种情形在理 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也形成了一些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例如BarZeU2001),但是在现实中,它似乎不怎么重要。甚至在面临极度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 治精英由于权力的分配作用仍然不愿移交他们的权力,例如因为这将会减损他们从社会其余部分抽取租金的能力。于是,糟糕的经济制度——在此是缺之产权和打劫 ——持久存在;而要解决该问题,权力持有者必须自愿约束他们的权力或者让渡权力。这可能会提高社会中权利的安全性,而且提髙投资动机,但是这也同时会削弱 统治者抽取租金的能力。 当占有小馅饼的一大块时,他们的处境可能更好。当存在政治或者经济受损者时,相似的现象亦会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政治权力的持 有者预计会成为政治受损者时,采用好的经济制度直接减损了政治权力和在位者的租金,而且产生相似的替代关系。采纳有效的经济制 度将会促进增长,但是当政 治现状同时被侵蚀时,起先权力持有者所得的租金量可能降低。在第二种情况下,一旦好的经济制度被引人,持有权力以决定经济制度的人的收人会减少。如果没有 可信的单边补偿承诺,则那些由于引人好的经济制度而收入减少的人将抵制这种制度。因为承诺问题在集体选择和政治学中如此普遍,所以很自然地就会相信,制度 变迁具有重要的分配后果,因此,在给定社会制度上将会存在冲突。 

 

5.比较静力学

尽 管我们的完整制度理论仍然有待发展,但是至此的探讨已经指出了我们方法的主要比较静态含义。这些含义关系到何时保护社会大多数人产权的经济制度可能被采 纳,以及何时它们可能会遭到反对和抵制。打劫、政治失败者和经济失败者因素导致一些有趣的比较静态结果,这些结果可以通过考察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制 度而推得。首先,打劫观点直接表明,对政治权力的运用施加约束的情势更有可能产生保护社会大多数人产权的环境,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政治权力的平衡,或者在 不同权力持有者之间存在一种形式的权力分立。当政治精英不能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盘剥其他人的收入和资产时,精英之外的集团就有可能具有相对安全的产权。因 此,约束和控制精英对政治权力的运用有助于更好的经济制度出现。其次,相似推理过程暗示,当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基础相对宽泛的集团手中而且该集团包括持有 最重要投资机会的人时,更有可能产生保护大多数人 产权的经济制度。当持有政治权力的集团的基础狭窄时,这些集团可能会保护它们自己的产权;这或许会激励 它们自己的投资,但是政治精英之外的集团 更不可能获得对它们投资的合意保护(参见Acemoglu,2000b)。再次,当权力持有者从社会其余部分仅 仅抽取有限的租金时,好的经济制度更有可能产生并持久存在,因为租金往往鼓励权力持有者选择能盘剥其他人的经济制度。最后,与政治受损者问题相联系的因素 暗示,不会危及在位者权力的制度变革更有可能成功。因此,这样的经济制度更有可能被采纳:它们不会增加竞争集团的力量或者不会破坏现有政治形势。 

 

6.社会冲突观再评价

至 此,我们已经表明,经济制度的不同是繁荣程度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认为,尽管存在能够解释经济制度差别的各种方法,但是最可信的方法是社会冲突观。虽 然我们确信,有清晰的例子表明历史和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而且制度具有显见的持久性,但是理解不同国家为何具有不同制度的最优方法是着眼 于选择以及选择的后果。社会冲突观强调经济制度的分配意义,而且强调承诺问题如何暗示了效率和分配的不可分割性。因此,社会内部在经济制度性质上的根本冲 突对于经济绩效具有重要含义。一些经济制度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必然地有利于社会的所有集团替代性经济制度或许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它们却有可能使一些集团富裕。哪些制度会是选择的结果,以及社会是否繁荣,将由这些集团中具有政治权力从而获得对其自己有利的制度的集团所决定。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制度理论,我们需要知道政治权力的来源是什么。

 制度理论

1. 政治权力的来源

谁会持有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又是来自何处?如我们在绪论中所述,政治权力有两个源泉。首先,政治制度可以将合法权力分配给个体或者集团。 但是制度并不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如果个体或者集团能够克服其集体行动问题、制造动乱、起义或者罢工,则第二种类型的政治权力将被赋予它们。我们称这种类型的权力为实际政治权力(参见Acemoglu & Robinson,2003)。现实政治权力是合法和实际权力的组合即联合结果。为f看清其实际运作可以考虑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情势。萨尔瓦多•阿连德以公民投票的多数而当选总统,智利的正式民主政治制度赋予其立法和行政权。因此,虽然阿连德在国会中没有绝对多数,但是他享有大量合法政治权力。然而政治权力并不仅仅是合法权力,因为政治权力的来源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阿连德尽管被智利宪法授权,他还是在1973年的一次政变中被推翻。在此,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方能够通过利用野蛮力量和武器而推翻正式的政治制度。动用武力的能力是实际政治权力的表现之一。

2.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

 

为了弄清楚政治制度为什么是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源泉,让我们审查一种情势。在这种情势中,一个集团——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军方—— 拥有大量的实际权力。实际上,它的实际权力如此强大,以至它能支配智利宪法,从而使得政治制度无足轻重。其实,在智利,军方的实际权力能够推翻合法政府,并且完全扭转阿连德政府所选择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包括土地改革和大规模的产业国有化)。军方不但扭转了阿连德及支持他的集团所倾向的经济制度,而且推行了自己所偏爱的经济制度,特别地,解除了对贸易制度和经济的规制。然而皮诺切特政府非常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而且在1980年 皮诺切特重新制定了宪法。如果实际权力在智利至关重要,那么政治制度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宪法可以被推翻,为什么还操心重新制定?个中的秘密在于实际权力所固有的暂时性。确实,军方可以在1973年发动一次政变,但是这只是因为机缘巧遇。那时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军队中反对政变的派系可以被忽视。况且,那时美 国政府也乐于鼓励和支持颠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即使它是以民选方式产生的。这样的机缘凑巧是不会连续出现的,因此一旦智利社会重新民主化,正如 1990年之后那样,军方就不能继续以政变相威胁。为应对这种情况,皮诺切特变革政治制度以便试图锁定军方的权力,并且从而锁定他或者他们所偏爱的经济制度。因此,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们能够影响未来的政治权力分配。这一动态角色是关键性的,因为它解释了代理者抓住机会变革政治制 度的欲望——这就是代理者为利己而尝试持久地改变政治权力的方式

3.政治制度理论

现在我们的制度理论轮廓已经明晰,需要强调的要点有七个,它们与我们在绪论及概括框架所讨论的相一致。(1)个体对经济制度具有偏好,缘于这些制度所导致的资源分配。(2)因为效率和分配的不可分割性,人们的偏好通常并不一致。不同的经济制度将会有利于不同的集团,而这将会决定与经济制度有关联的这些个 体和集团的偏好。(3)承诺问题解释了为什么效率和分配不可分。经济制度是集体选择,而且它们由国家所选择和支持。既然并不存在确保国家抉择履行的第三方,因此承诺问题在政治领域尤为严重。(4)均衡经济制度结构由这样的人决定:他们有权力推行这些制度,即他们能够创造和保持对其有利的经济制度。因此.政治权力的分配决定经济制 度、资源分配和经济增长率。(5)政治权力有两个源泉: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合法权力例如宪法与选举规则,以及来源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动用武力等能力的实际权力。实际权力能够独立于政治制度而影响政治结果,而且其分配最终决定既定制度在实践中如何运行,以及它们是否能被遵守。(6)任何时点上的实际政治权力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因为通过合法的或者私下的方式,具有较多资源的人能够控制更多的权力,而且或许还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自然地,该时点上的资源 分配是由过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果所决定的。(7)政治制度也是内生的。当前兼括合法和实际构成的均衡政治权力也决定了未来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实际权力的运用在本质上是暂时的和难于发挥的,于是在创造持久政治权力的来源上,政治制度经常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得各集团竞相利用它们的实际政治权力变革政治制度,从而对未来的政治权力作利己的分配。

未来的研究之路

在本文中,我们建构了一个框架用以思考,为什么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从而也更富裕。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研究,我们指出,大多数经济增长理论仅仅着眼于近似决定因素。虽然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增长的机制,但是它们没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增长而其他国家却没有。于是,研究的关键目标必须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其扩展,而探寻更深层的原因,即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我们认为,现有证据足以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是否增长有赖于其经济组织方式即其经济制度。我们提出了一个制度理论框架,而且通过一系列历史实例对该框架进行分折。我们强调,为何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经济制度的理论必须以政治学、政治权力的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为基础。因此,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我们所勾画的框架基本上是文字的而不是数学的,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尚未阐释完善。构建涵盖和扩展这些观点的模型是未来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尽管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将该框架的若干部分作了程式化处理,但是完整的模型尚有待发展。我们的框架也留下了很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为未来提供了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首先,虽然我们知道,制度——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政治的—— 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是数个世纪(甚至上千年),但我们对制度之所以持续的机制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其次,尽管制度通常确实持续稳定,但是有时它们还是变化的。我们有社 会剧烈地变革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重要实例。有些变革是由于内部原因,而有些变革是由于外部的压力。在此,重点在于,制度持续和制度变革都是均衡结果。主张将制度的持续性作为常态而将制度的变革作为例外的方法是不能 令人满意的。两种现象都应作为同一个动态均衡框架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或者因为他们是竞争过程中的受损者,或者因为内部革命的威胁(另一种 可能是他们由于外部人侵的威胁),从现存制度受益的人被迫接受变革,于是 一种类型的制度变革就发生了。然而,由于随着系统中恒量和经济机会的演进,对持有权力的集团是最优的给定经济制度或许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所以制度变革也会发生。我们需要对这一动态机制做更多的研究。最后,理解政策和干预均衡制度变革的作用是重要的。虽然社会科学研 究是出于其固有的趣味性但是人们希望,一个基于制度之上的令人信服的比较增长基础理论将会产生政策性结论,这些结论将会帮助我们改善制度,从而提髙贫穷国家人民的生活和福利。目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这一点应 该是明显的。在一个政治选择是理性地做出而且是内生于制度结构中的世界 上(制度本身最终也是内生的),给出政策建议在概念上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 Thaicharoen, 2003) 然而,承认目前我们在这一题目上的无知绝不会减损其重要性及其作为政治经济研究“圣杯”的角 色。而且我们相信,更好而且经验上更现实的理论框架将会在未来使我们距 离这一“圣杯”更近。

 

(作者:达仁•埃塞姆格鲁(Daron Acemoglu),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IT,USA,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T,USA;

 

   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美国伯克利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Berkeley, US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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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on Acemoglu (Department of Economics,MIT, USA)

Simon Johnson (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T, USA)

James Robins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Berkele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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