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 ——专访历史学家许倬云
2015-01-28 04:06:42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李邑兰 【 】 浏览:次 评论:0

“这次陈水扁被收押,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和证据,将一个前最高掌权者抓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

 

112日,陈水扁在看守所放风时又被媒体拍摄到,他还主动摆出各种姿势,并微笑向记者挥手。

20081230日凌晨两点半,台北地方法庭合议庭裁定,将被告陈水扁予以第二次羁押,这一天距离他被宣布无保释放,离开台北市看守所仅仅过去 了17天。“这次陈水扁被收押,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和证据,将一个前最高掌权者抓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台湾“中央 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水扁是个穷孩子,靠考试制度考上台湾大学,读书不花钱;后来做律师,参加了民进党,靠挑战专制一步步走到了掌权统治者,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反 专制者最后成为了新的专制力量。在政治上,以前专制政府做的坏事情,民进党都在做;陈水扁借着权力贪污大量的财富,谋取个人私利。”担任过台湾大学历史系 主任,曾是台湾改革开放幕后推手的许倬云很为陈水扁惋惜。

让许倬云不快的还有20087月份的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捏造名单报销特别费一案。毕业于台湾大学的杜正胜曾经是许倬云的学生,竟然将私人消 费的发票当作特别经费报销,声称是购买礼品送给许倬云、柏杨等人,警方在与许倬云通电话求证后,没有收过礼品的许倬云特别为自己的学生而伤心。

 

台湾改革开放幕后推手

1970年代开放的时候,台湾召开5次国家建设会议,每次会议前,蒋经国和孙运璇都会分别跟我谈话。”许倬云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的上世纪70年代。

 

许倬云是台湾“解严”、政党报禁开放的亲历人。19584月,台湾“行政院”秘密提请“立法院”修改出版法。这个《出版法修正案》赋予了行政机关不经司法程序,即可予报刊警告、罚款、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的权力,对言论与新闻自由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这个法案一提出,就引起台湾知识界、报界、出版界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时报》的余纪忠为此打电话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好友许倬云,请他就此撰写评论,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尽管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但该修正案还是在那年617日获得通过。

面临当局强大的压力,许倬云再次撰写社论《出版法修正案通过感言》,重申反对立场,许倬云在社论中说,“我们忝为报人,不问环境如何,不能改变初 衷,放弃言责。……倘使执法之吏,轻重由心,予取予夺,报纸成为一定型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 致其慨叹了……”

那个时期,许倬云为《中国时报》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些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不署他的名字。“那时候,余纪忠经常打电话给我,把台湾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什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抓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不好的法律出来,让我写文章批评。”

许倬云写好文章后,再回电话给台湾,把文章一句句念给余纪忠听,再由人记下来,复述无差漏后,文章即马上发排见报。

许倬云很得意那时自己选择的文章策略:“我写的文章,敢顶别人不敢碰的,我敢碰、敢顶,但我的文章很温和,不激怒人,跟他们讲理。写的文章多了,慢慢就把头上的天花板顶破了,他没办法防我。当我顶破了,别人跟上来,也跟上来了,顶成了习惯。”

因为给《中国时报》写的文章受欢迎,《联合报》也来找许倬云写文章,他和两家报纸的总编辑也成为了好朋友。许倬云亲身经历了台湾媒体的变 化:“1960年代是我写文章,有些登不出来,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往上走,报纸篇幅增加,蒋介石带去的老臣都慢慢凋零了,接班的蒋经国用了一批技术官 员,他们不大管民间的问题,舆论空间就比较开放。”

1962年,从美国拿到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许倬云回到台湾,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母校台湾大学也请他担任兼职教授,后来又从兼任变成为了与“中央研究院”合聘教授。1964年,许倬云成为台湾大学史学系主任。

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是王士杰。按照当时的体制,“中央研究院”归在总统府之下管理。因此,有许多公务需要到总统府汇报。“王士杰非常有骨气,蒋介石 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就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气得撕掉,他从地上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 忆说。

后来,王士杰就不愿意见蒋介石,遇到公务上的事情,就派许倬云去。当时,蒋介石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一见到许倬云去汇报,就让他跟蒋经国去商量。“王士杰有官职,怕蒋经国。我是空头研究员,没有如何官职,天不怕地不怕的,就去了。”

见蒋经国的次数多了,除了谈公务外,蒋经国也经常问许倬云对台湾政治的一些看法。许倬云也把自己看到的美国政治运转机制等情况介绍给蒋经国。这样的次数多了,许倬云慢慢被蒋经国所信任,两人的交流越来越深。

“如此这般多了,蒋经国晓得我是什么人了,要办什么事情,他就开始找我来谈。蒋经国这人好处是,不管什么话题意见,他能安安静静听,即使他反对你的观点,也不跟你辩驳。对我的一些建议,他会马上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办不到。”

“如果继续讲,他会问,还有呢?还有你?我继续讲,我会跟他拿各种民主制度的长长短短,解释给他听,书上看不见的,各国的经济情形、政治制度,解释给他听,也是书上看不出来的。”

许倬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些谈话究竟在台湾解严和政党、报纸开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对他作用有多大,但是很多时候他愿意再继续找我谈。他的幕僚们也晓得,他跟我谈的事情,是别人不肯谈的。别人自己自我约束,我没有自我约束。”

即使是和蒋经国有如此好的关系,台湾的特务机关还是找上许倬云。和殷海光一样,许倬云是国民党眼中的“歧异分子”,是挟美国力量以自重的自由主义 者,因而成为被铲除的政治对象。加上许倬云当时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权、自由的文章,这让他成为了特务眼中的危险分子。

“我当时发行的第一期《思与言》杂志,后来变成我的罪证:特务们问我:‘你为什么组织思言社?’我说我想搞‘费边社’。费边社是英国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为宣传自由社会主义成立的,因此这也成为了我的罪名之一。”

1964年,受政府压力,中央研究院停止殷海光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特工机关宣布查禁他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后来台湾大学受政府压力不再续聘他,政府不让他出境,还监视他的生活起居。1967年,殷海光患胃癌病逝。

同样被特务秘密监视的许倬云,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选择了出国。美国匹兹堡大学邀请许倬云当半年的访问教授。结果当时的特务机关不许他去,还找他麻烦,“调查我、找我约谈”,在许倬云拍桌子抗议后,他们把情况汇报到蒋经国那里。

“蒋经国一看,是许倬云该不该去美国的问题,他就派他的表弟跟我谈,了解情况以后,他指示特务机构放我出境,说‘他是学者,不是搞造**的’,让我走了。”许倬云回忆说。

许倬云在美国呆了半年,准备回台湾的时候,结果中央研究院院长王士杰和秘书长陈雪屏都告诉他说,台湾政治环境不好,让他暂时在匹兹堡大学留下来。这一回,许倬云没有想到,他从此在匹兹堡呆到了退休。

后来,在从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国家建设会议”,都会请许倬云回台湾参加。连续5年,蒋经国都会约许倬云私下聊天, 大谈“政治体制变革,民主和开放”。“那是很重要的五年。蒋经国肯听别人的意见 ,他也看得出:我不是一个为自己争权力的人,我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我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问我的话我一定回答,我不怕得罪人。我不能说我有 用,但也是一个窗口。”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回南京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说句狂妄的话,在大陆我丢不了,到任何穷乡僻壤,只要有考古的单位在那里,我一进去准有饭吃。因为考古界的人都知道我,许多人和我是朋友。”

1992年,许倬云第一次到大陆,去了西安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仓库里,他看了几天的新出土的文物,激动又兴奋。此前,他关注大陆的文物挖掘几十年了,大陆几乎出版的考古杂志、报告,他一直在看。

许倬云喜欢考古现场。“对历史学来说,考古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史料比文献史料更重要。你讲西周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么多青铜的发现和有青铜雕刻的 铭文,我们很难解释那些东西本身。另外一个,遗址本身不能说谎,遗址怎么分布,里面的结构,财富在里面怎么分配,不能说谎,是死的。种种现象的解释,那是 文字代替不了的。”

因容不得“虚假”,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的许倬云,与当年的台大研究生李敖之间,有过严重冲突。原因是李敖在《文星》上写文章,其中涉及许倬云的老师 们,他后来发现很多细节完全出于李敖的编造。许倬云当面批评李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

如今,许倬云践老朋友、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余纪忠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校友,创办的“华英基金会”,专门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

余纪忠去世前,曾经专门委托已经从匹兹堡退休的许倬云接手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忙碌。其 它时间里,他也经常去台湾大学和回美国匹兹堡大学,两校都有一所由各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高等研究院”。“南大的这个高研院,正在做的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重 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环境保护,希望能够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大陆地区起到一些作用。”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同样由他负责的台湾大学高研院目前也做着两个项目:一个是对东亚文化的演变进行研究,试图重建东亚文化价值;另外一个题目是大陆、台湾与世界关系未 来的演变。“中国近百年的大变化,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未来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我们的文明价值和文化观念怎么和全世界对话,这些都是 值得研究的课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

许倬云曾经回到无锡老家。他出生的那个大宅和门前的弄堂已经消失,现在是一个检察院的办公大院。在近6年里,和台湾一样,大陆也经历巨变。许倬云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走弯路了”。

一次,他应邀去北大讲课,北大安排他住在未名湖边上的静斋,他很喜欢一塔湖图的风景,经常在湖边散步。当有位北大的老教授告诉他,有60个教授因为政治运动跳进湖里自杀……他从此不在湖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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