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论现代政治的两种进路
2015-01-27 20:28:37 来源:学习与探索 作者:唐爱军 【 】 浏览:次 评论:0

理性化是马克斯•韦伯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世界的合理化在宗教——文化和政治一社会两个层面得以展开,随着政治领域的理性化现代政治演变为权力政治和技术化(官僚制)政治。从国内政治看,政治是一种统治或支配关系,是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以及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或博弈;从国际政治看,政治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争斗。现代政治实现了从传统型统治形式向现代理性型统治形式的转变,官僚制度是现代政治的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形式。韦伯是沿着两种不同进路把握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的。

 

一、权力政治

(一)权力政治的两个方面

祛魅的现代化背景和德国的历史方位是韦伯分析现代政治的基本语境。政治“祛魅”的主要表现就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建立在神义论的政治回归到权力政治、世俗政治。在强权国家与自由民主制度的两难选择中,俾斯麦依靠容克以铁腕手段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无不处在“俾斯麦遗产”之下。德国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不同于英法等国的、独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式。政治何为?从1895年的就职演讲到生命最后岁月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讲,权力斗争”、“民族国家暴力手段始终是韦伯定义政治的核心因素。权力斗争是政治的本质,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单位,暴力是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对于权力政治的阐释韦伯基本上是在统治社会学框架和民族国家语境中完成的。

1. 治社会学与权力政治

韦伯全部政治社会学的核心在于揭示,现代社会不是通过契约或道德而是通过权力运作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理论的本质是统治结构和统治类型。韦伯把权力界定为:在社会关系内,行动者具有可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不论此一可能性基础为何。权力的应用范围极其宽泛,既可以指市场中的指令,也可以指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亦可指组织中上级对下级的命令。韦伯认为依靠此种宽泛的权力概念不能准确、真切地把握政治现象的独特性。韦伯从广泛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提炼出狭义上的权力概念即统治或支配概念,由此把权力政治的分析具体化为考察统治(支配)之政治。统治或支配的定义是:“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政治社会学的权力指的是基于命令——服从上的权力,即统治或支配。因此,统治或支配是权力的子概念。权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种是最主要的:1源于利益组合的权力。这种利益组合是在正式的自由市场上发展起来的。2源于既定权威的权力。这种权威分配发号施令的权利和服从的义务。统治或支配社会学将权力限制在第二种权力来源上,排除了源于利益组合的权力。源于利益组合的权力是现实权力政治最为本质的构成要素,韦伯将之排除在支配社会学之外,并不是否认它的重要性重要的缘由在于,韦伯试图采用一个有限的且更为精确的概念为社会学的起点从而切入政治现象的分析中。更为精准的统治或支配概念成为韦伯解释现代政治的基点。 

在统治即命令——服从的权力关系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服从动机,有的出于习俗,有的出于情感,有的出于对物质利害关系的权衡,还有的受到思想动机(价值理性)的约束等等。然而韦伯认为,习俗或利害关系以及纯粹情绪动机或纯粹价值理性动机都不足以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基础。“除了这些因素外,一般还要加上另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指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换言之,合法性乃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是在社会学范围内定义合法性的,将其视为受支配者和受统治者的某种心理态度,及因此而引发的某种实际行为:“韦伯是以纯功能主义态度对待‘统治’和‘合法性’问题的,他刻意所要避免的是对合法性做价值取向的讨论。事实上,合法性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向:基于“belief”的合法性理论和基于“power”的合法性理论。韦伯的合法性概念是权力论的,以一种客观主义方式处理合法性理论。权力意义上的“合法性”不能混淆为价值论的“正当性”。基于 “power ”的合法性统治形式有三种基础:理性的、传统的和卡里斯玛charisma)的基础,从而构成三种统治类型。 

 

2.民族国家与权力政治

“民族——国家”是韦伯分析权力政治的基本语境。雷蒙•阿隆指出,在韦伯那里,现代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之间展开的政治,它不服从任何法律、任何法庭、任何超国家的权威,仅服从于实力竞争和权力争夺。“这些国家不受一种共同法律或一个法庭权威的制约,因此不得不自我判定,不得不依靠自己及其盟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自己的安全和生存。”我们首先解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

国家是一个现代概念,因为它只出现在现代世界,古代世界有的只是城邦。韦伯否弃了以“城邦”来定义国家的做法,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包括了行政管理与法律秩序、属人及属地的管辖权以及对外的军事作战权等在内的形式特征。但最为重要的是,国家是唯一宣称拥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之组织。暴力或武力是国家特有的手段。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由此可见,韦伯是立足于手段(暴力)而非目的来界定国家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什么是民族?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只能借助国家来说明,尽管国家并非等同于民族。韦伯说道,民族是感情共同体,只有在本民族所有的国家中才能适当表达,所以民族力争创造国家。同时,民族又是文化概念,某一民族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并形成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政治权力”和“文化”是民族概念两个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对于现代政治本质的把握,韦伯更为强调的是民族的权力属性或实力利益成分。

由此可见,国家和民族都是以暴力或权力为本质性的;那么围绕民族国家展开的政治必然涉及权力的追求、支配和分享,斗争便自然成了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斗争”是韦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它指行为者“不顾合作者或合作者们的反对,而企图去实现自己的意志为取向”。民族国家必然卷入到斗争之中,并试图在斗争中取胜以维护民族实力利益。在韦伯看来,使人们无法把握到民族国家权力政治真相的最大敌人是和平主义和乐观主义幻觉的庸俗经济学。韦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民族权力政治的对立面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庸俗政治经济学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为目的,它用和平的外表迷惑人们,让人们相信经济的竞争、发展会使人类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韦伯批评其不过是囿于“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韦伯把经济的竞争视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和平的”权力斗争,是各民族国家之间权力政治利益的生死搏斗,以自由经济竞争形式展开的政治斗争丝毫没有削弱斗争的残酷性。 

韦伯把民族国家间的权力斗争领会为现代政治之现实,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韦伯的民族主义立场。民族权力和实力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护自己民族文化,保存和提高自己民族的族类素质。身为“国民经济学”教授的韦伯真正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素质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基石不应是使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德国不仅对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维护自己的民族素质负有责任,而且作为个强国和文化民族的德意志对于未来的人类文化负有历史使命。

 

(二)现代政治的伦理准则

韦伯察觉到,一切以伦理为取向的行为都可归结为两种准则: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责任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预先考虑自己行动的各种后果,并以此为根据负责地确立自己行动的方向,且义无反顾地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信念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内在信念,追求绝对的善,拒绝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将责任推诿于帝。

现代权力政治要以责任伦理为基本准则。韦伯给出了相关解释。他分析出博爱伦理与“世界”的紧张关系,指出诸生活领域从宗教伦理中分化出来,遵循着自身固有法则。政治领域同样如此。政治活动无法从宗教伦理那里寻求规范,其权力运作不得不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正是人类团体所运用的这种正当暴力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用途,决定着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政治领域需要一种特殊伦理,其运用手段之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是责任伦理,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绝对伦理或信念伦理。真正的政治家不是一味拒绝权力,而是对运用权力的后果负责。与此同时,韦伯强烈反对以信念伦理为准则的“政治浪漫派”。他们没有意识到,置身于政治的人是同魔鬼势力定了契约的,追求终极善的行为带来的却是恶的结果。他们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绝对和平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都是这种浪漫派的典型代表。 

 

二、官僚制

(一)官僚制的基本内容

现代政治是理性的官僚系统。韦伯分析官僚制的第一个视角是西方理性主义。现代官僚制是欧洲理性化的重要成果,其与传统官僚制(家父长制与家产制支配)有着根本的差异。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官僚制的比较,可以说明之。韦伯认为中国官僚制是建立在儒教式的、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之上的。儒家理性主义突出的是恭顺传统和个人忠孝于统治者。传统官僚制在选拔官员的时候,不是考察他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而是关注他的文化教养和道德修养“君子”统治是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基石。另外,虽然命令——服从模式是传统官僚制与现代官僚制共有的特征,但两者在方式、标准上是大相径庭的:前者强调忠孝式的个人义务、人格的特殊主义标准;后者关注事实上的官职义务、非人格的普遍主义标准。韦伯指出,传统官僚制与现代官僚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最广范围之形式理性化上所具备的能力”。中国传统官僚制奠基于“实质理性”,属于传统之家产官僚制;现代官僚制奠基于“形式理性”,祛除人伦传统是其存在前提。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西方世界理性化前提之上的,形式理性是其基本定向。 

把握现代官僚制的第二个视角是支配(统治)类型学。理性官僚制属于法理型支配的“顶峰”。在支配类型学视野下,韦伯概括了现代官僚制所具有的一些原则:

(1)各部门有依据法律或行政章程等规则而来的明确的权限;

(2)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

(3)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或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

(4)职务活动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

(5)全职而非兼职;

(6)业务执行遵照一般规则,并且规则知识是可以学习的

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至少具有三种内涵。第一,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官僚制管理结构是清晰分明的。官僚制借助于形式的、抽象的、普遍的规则进行管理。管理者依靠的是抽象规则体系所给予的行事权力,而不是个体的身份或稟赋。另外“非人格化”也是官僚制的形式主义特征的体现。官僚制“不问对象为谁”,其形式化的、非人格化的特征意味着身份的平等,具有历史进步性。第二,技术——效率。准确性、可靠性、连续性、严整性、纪律性、可预见性等特征是作为技术系统的官僚制的主要“美德”。以可计算性为支撑的官僚制就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机械装置。第三,专业知识和专家统治。专业知识是官僚制的根本配件。“官僚行政系统之所以优越,主要是因为专业知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难理解,官僚制行政都倾向于排斥公开性,隐秘其知识,逃避人们的审查,扩大原有的权力优势。同样,官僚组织也日益依赖于专家。谁掌握了现存的官僚机器?必然是技术专家。技术官僚通过技术、专门知识而持有权力。

理性官僚制借助于何种“理性品质”而拥有了合法性呢?在韦伯看来,技术、效率的优越性带来的只能是合理性,官僚制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法律秩序。官僚制具有合法性在于它拥有这样的理性基础:“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力。”人们接受官僚制的支配结构,缘由是它服膺于依法制定的一些客观的、非个人性的秩序,而不是技术和效率优势。技术理性与法律程序的规范并不总是一致的,在层层法律条文的制约下,官僚制的效能优势无法体现,相反传统专制统治反而能做出快速、高效的决策。由此,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更多的是奠基于法的形式理性。现代官僚制消解了传统的合法性论证模式(自然法),将形式法提升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的建构原则。韦伯的这种观点受到了哈贝马斯的质疑。后者认为,韦伯把法律等同于一种目的理性的组织手段,把法律的理性化还原为目的——手段的理性化,脱离了道德——实践的合理性结构。尽管现代官僚制度建立在一系列的法律秩序和程序系统上,但法律程序和法律形式系统的合法性问题在其本身内是无法解决的,它们也需要道德——实践的论证。在现代政治合法性问题上,韦伯的错误是:把合法性还原为正当性,用程序问题取代了论证问题。 

 

(二)批判官僚化

韦伯意识到官僚化和理性化破坏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社会,危及了个体性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原则。他是从理性的两个维度看待官僚制的:从形式理性看,它具有高效性和技术优越性; 从实质理性看,它威胁到自由社会和人格自治。 

“理性化吊诡”是韦伯对现代性的基本诊断,在政治层面上,它体现为官僚化与自由的悖论。韦伯在现代世界理性化背景下,将官僚化视为西方不可抗拒的历史性命运,新教伦理所激发的个人主义自由和信念在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时期早已丧失殆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成为一个官僚化系统,给现代人带来的是丧失精神的“僵化”和侵蚀自由的“奴役”。带着市民意识的韦伯把伴随着僵化和奴役的现代人比喻成古代埃及的农民,现代人与他们一样都丧失反抗的力量而成为顺民。韦伯的自由意识是悲观的,在他看来,标准化的、卡特尔化的经济生产和例行化、官僚化的行政管理等“理性成就”并没有给经济个人主义留下什么余地,与政治自由主义更是不相容。如果说官僚化进程蕴含着将自由的欧洲人引向没落的力量,那么该种力量对于德国人更为牢不可破。浸没于路德主义的德国人并没有形成英法(新教影响)那种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更为严重的是,深受专制主义和俾斯麦主义影响的德国人根本就没来得及享受市民社会带来的个人自由,就不得不嵌入到铁笼之中。在此语境中,我们发现韦伯的自由主义立场尤其坚定,他不仅要与现代官僚制对抗,而且也要与德国的封建官僚制相对抗。这种对抗背后是对自由主义国家制度的向往。总而言之,立足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韦伯揭露出官僚化的后果:

(1)人性的异化与物化;

(2)官僚化消解了积极支配现世的西方精神;

(3)官僚制造就了一个新的特权即官僚阶层;

(4)官僚制与民主制的矛盾;

(5)官僚化与政治领袖的矛盾。

纵然韦伯对西方官僚化统治持悲观态度,但他依然试图在政治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韦伯的解决之道是议会化和民主化。韦伯推崇的是英国式的强议会,它是“积极政治”的典型,能够对官僚化统治进行有效对峙。强议会制的最大长处就是对政治自由的保证,它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者。另一个牵制官僚化的是民主制度。韦伯所谓的“民主化”目标在于“职业官僚统治权力的极小化”。韦伯的民主主义指的是大众民主,他认为古典的、贵族主义的民主制度在现代社会已经过时了,因为官僚化的发展早已实现了身份的平等化。面对官僚化与自由、官僚秩序与人格之间的悖论,韦伯尝试将民主制、议会制和官僚制这两种相互对峙的力量统一起来,其解决之道乃是“科层组织化的民主”。它在阶层化与社会化、绩效成就与自我做主、效率与自由之间保持平衡。 

 

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男,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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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M].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

7]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M].顾忠华,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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