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到马克思到发展马克思——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关系新探
2015-01-27 12:56:02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作者:王东 林锋 【 】 浏览:次 评论:0

                 【内容摘要】:为了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创新,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开源与创新的统一。当前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重点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回答新问题;进行新对话;开掘新源头;创造新方法;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倡导新价值。惟有将这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关 键 词】:文本研究;理论创新;回归马克思;发展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

 

  在新世纪起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做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大理论创新。而实现这种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哲学文本的研究,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为了创造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真正做到“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开源与创新的统一。

  长期以来,在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上,国内理论界中存在着两种各执一端的片面做法:一是“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文本内涵的简单发掘和理论阐释,隔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时代精神的密切联系,无视或回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要求、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成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无关的纯粹意义上的“文本解释学”;二是轻视文本研究,离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文本,片面强调所谓“理论创新”,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面向社会实践,以回答时代课题、变革现实为己任的,与时俱进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那么我们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没有必要按照或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特定历史时代、特定实践背景下作出的原有理论判断,而应直接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实践背景,作出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判断。在这种观点看来,从事深入细致的所谓“文本研究”,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缺乏“现实观照”、“为文本而文本”的经院哲学、思辨哲学。

  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它们的共同缺陷是割裂了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开源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事实上,只有开源,创新才有方向,才有依据,才有保障,也就是说开源是必要前提、条件和途径,离开开源的创新是虚妄的、不可取的;而开源决不是为了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远的理论目标——“发展马克思”。较之开源,创新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因此决不能简单停留在开源上,或者说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当年的文本与思想,而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新的时代课题,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正确方向,应当是“回归马克思,发展马克思,面向新世纪,创造新智慧”。

  20世纪70年代,晚年卢卡奇在他的最后之作《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等人又在新形势下重提这一口号。

  应当指出,这一提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合理意义,主要表现为两点进步作用: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教条论”、“过时论”、“死亡论”风行一时的时候,反对抛弃马克思哲学,要求坚持马克思哲学;二是有助于通过全面发掘马克思哲学深刻内涵,超越20世纪2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这一提法不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中心口号、主要目标和理论旗帜,在两重意义上都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局限和思想缺憾:一是忽视了1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质上是一部发展史,而不是退化史,不论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而不是倒退;二是没有突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面对新时代、新国情、新体制、新思潮的新挑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努力做到“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回到马克思”,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老祖宗”的源头活水,借以超越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发展马克思”,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马克思当年文本及其思想,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新的时代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回归马克思”,已经截然不同于卢卡奇等人提出的所谓“回到马克思”,而是有着更为丰富、更为全面的思想内涵。“回到马克思”,决不是要简单回到马克思当年的文本与思想,也不仅仅是要真实地再现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创新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而是立足于新时代、新体制和当代实践的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哲学文本的深刻内涵及其现代意义的系统、全面发掘,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提供更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换言之,这种“回到马克思”,已经是一种当代语境下的“回到马克思”,是与“发展马克思”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回到马克思”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马克思”。它反映了鲜明的主体需要和价值追求,这就是围绕新时代、新体制、当代实践的需要,为解答新的时代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服务。当然,结合“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要求和价值追求来谈论“回到马克思”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要否定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客观细致的研究和真实再现马克思哲学发生、发展史的必要性,而恰恰是以此为前提的。事实上,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扎实实、深入系统、原原本本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前提性工作。具体地说,这种系统、全面、扎实的文本研究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第一,只有通过系统、深入的文本研究,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本来面目和精神实质,才能为回答21世纪的时代课题、解决当代中国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概括和汲取世界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当代社会思潮展开理论对话,提供更坚实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工作遵循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取得进展;第二,通过系统、深入的文本研究,追根溯源地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也有助于我们从哲学高度正确总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大曲折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为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完善的哲学基础和强有力的精神信念;第三,如前所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深刻内涵、精神实质的全面发掘,也有助于我们对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是非功过和历史地位,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在全面领会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创新;第四,马克思哲学文本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蕴含着大量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或过去被忽视、遮蔽的宝贵思想,譬如重视自然生态环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观、交往观、科技创新观等等,这些思想在当代语境下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因此对它们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将为后人有效应对和解决与当代中国、全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不可替代的、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宝贵思想资源。

  总之,“回到马克思”,是为了在当代语境下“发展马克思”,在服务于当代现实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提升、自我飞跃。不夸张地说,与时俱进的实践精神、创新精神,这是比“马克思文本”更深层的“马克思精神”。如果我们不能学到这种精神,那就是只学到皮毛,没有学到根本。我们不仅要“回到马克思”,更要“发展马克思”,用马克思的精神回答当今时代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条件下的重大理论创新,最终创造出面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这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首要目标和理论归宿。我们当前提出“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开源与创新的统一,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其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创造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或者说,我们力图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究竟应当具备哪些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

                           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这一新理念,主要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三个50年”、“三种历史形态”而言的:1845-1895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一个50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1895-1945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二个50年”,列宁主义哲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次生形态;1945年—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三个50年”,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生形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其主要理论成果。

  在新世纪起点上,我们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四个50年”,时代精神、时代课题的变化发展,呼唤着我们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现代创新。我们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应当充分体现“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特点,或者说,“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就是我们所要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典型特征。“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践,从哲学高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并且在表述形式上,努力吸收中华智慧和民族文化、民族语言中的民族瑰宝,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现代化”,就是要从理论思维高度回答新世纪、新千年的时代课题,把握时代脉搏,富有时代气息,特别是能反映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经济全球化最新潮头,以及世界新型文明难产期提出的种种时代难题;“系统化”,就是要在表述形式上,能够反映现代科学认识运动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整体化是主导趋势的时代潮头,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创的理论形态和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叙述方式上更系统,真正构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体系。

  如果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创造一个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创造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呢?在我们看来,当前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重点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一是回答新问题。具体地说,必须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21世纪的时代课题,回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这三大时代潮头提出的新问题,回答整个世界与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回答21世纪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文明冲突危机等挑战性问题。这是创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任务,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哲学创新的起点所在;二是进行新对话。为了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我们必须和21世纪的当代社会思潮进行哲学高度的理论对话,注意回答当代思潮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注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襟怀,从当代思潮中汲取合理成果,并注意回应意识形态上的新挑战。在多元文化对话时代,缺少对话的封闭状态无助于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三是开掘新源头。我们还应从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特别是从当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中吸收营养,同时注意从当代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吸收新的思想成果,并把中国哲学智慧综合进来,这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四是创造新方法。要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文本中开掘新方法,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理论中汲取新方法,从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中提炼新方法,使“新方法”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的重要奠基石;五是丰富新内容。不仅要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固有的丰富内涵,还要立足于新实践、新时代,提出一些新观念、新范畴,创造解决时代难题的新智慧、大智慧、活智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名副其实;六是建构新体系。仅仅发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体系雏形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超越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而我们的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枝枝节节的小修小补,而必须有系统全面的体系创新,包括理论内容与叙述方式的全面创新,尤其是在科学走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整体化是主导趋势的当今时代;七是倡导新价值。我们不仅需要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而且更需要价值观上的根本创新。解决当代西方世界万能的工具理性与狭隘的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文化矛盾,为21世纪人类争取永久和平、持续发展,倡导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价值目标、新的价值体系,也应当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之一。

  惟有将这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综上所述,以深入开掘马克思文本中的源头活水为思想出发点,以广泛吸收当代世界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最新成果为上升点,以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回答21世纪时代课题、重大现实问题为归宿点,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起点上的理论追求,也是我们力求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局面、实现21世纪哲学创新的思想主旨之所在。或许我们还可以更简明地说,“解读原典化——内容现代化——风格中国化——表述系统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寻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源创新”之道,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实现的四大创新,也是我们所要创造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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