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与现实启示
2015-01-27 12:57:10 来源: 作者:蒯正明 【 】 浏览:次 评论:0

                 【内容摘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获得政权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不仅深刻阐述了密切党群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以及对执政地位巩固的重要性,而且对执政条件下密切党群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工作机制;规范公共权力运作,预防和反对党员干部与民争利;以及完善党的群众工作方法等。

  【关 键 词】:列宁;无产阶级政党;群众工作方法;党群关系

 

  无产阶级政党从产生那天起,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与此相适应的,密切党群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一个历久常新的课题。对此,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执政条件下密切党群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上也是首次的。这些思想和举措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更是结合无产阶级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新时期梳理、总结列宁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和举措,不仅对于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密切党群关系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力量的源泉,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关系,政党就算不了什么。”①“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②他还特别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③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共(布)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方面为党实现自己的执政主张和历史使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随着党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容易产生骄傲自大,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这就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增大了。正因为列宁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能否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反复强调党要保持同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1920年7月至8月,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其他什么政党,而“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的党”④,世界上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1921年5月,俄共(布)中央根据列宁的指示向全党发出指示:“凡是那些在党员和非党工人之间垒起一堵墙的地方,要不惜任何代价消除隔阂”⑤,因此,共产党员要经常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生活,否则,他就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列宁看来,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这同党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辩证的统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⑥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但是“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⑦列宁批评那些不能正确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共产党员时说:“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⑧共产党员“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⑨

  总之,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其必须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党的革命事业,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⑩一句话,密切党群关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能否密切党群关系更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1)并且“保持政权比夺取政权更困难。我们从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常常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能保持政权。”(12)

 

 二、密切党群关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要位置

 

  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就必须通过制定符合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3)那么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尽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水平呢?列宁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和实践。最初,为了聚集力量抵御外国对新生政权的武装干涉,苏维埃按战争需要和军事原则改组了国民经济,把国家的全部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这就是实行了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保证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无偿地从农民手中拿走粮食,是对农民的变相剥夺。并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质的手段,不是通过市场,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做法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列宁后来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回忆的:“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4)

  1921年,苏维埃俄国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废止余粮收集制大会通过了以征收粮食税和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为中心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建立在适应和支持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即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大工业的恢复、发展建立在适应和支持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15)“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建立这种结合。”(16)

  第二,用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列宁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人为地堵塞流转、禁止贸易的教训,指出:“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17)列宁清醒地看到小商品生产者没有一定的周转自由便不能生存。“贸易自由”的口号之所以在农民中得到传播是因为它符合小生产者生存的经济条件。因此,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18)列宁称这种对商业的新认识是一个发现。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正是由于这一发现,才使列宁得以找到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和道路,困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才得以迎刃而解。(19)

  第三,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合作社的发展非常重视,但当时列宁主要是把合作社当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目的是通过它来对小生产的贸易实行监督和管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合作社变为一种收集粮食、原料和分配消费品的行政性机关,失去了商业的性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由过去控制和限制小生产转向为小生产和商品交换服务,正如列宁指出的:“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20)与此同时,列宁也改变了过去把合作社看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和大生产资料,因而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合作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小岛,它不过是一个小商店。如果合作社把土地实行了社会化、工厂实行了国有化的整个社会包括在内,那它就是社会主义。”(21)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2)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一种战略退却。“这个退却的任务,其实质是: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满足其最迫切的经济需要。”(23)后来的实践证明:列宁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正因为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使得国民经济得到很快的恢算和发展、人民生活迅速地得到改善,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

 

三、密切党群关系必须着力建立和完善党的群众工作机制

 

  党群关系要在实践中持续推进就离不开一系列的机制作为保障,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障党群关系的有效推进,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工作机制进行了的探索,并初步构建了一系列党的群众工作机制,主要包括:

  第一,联系群众机制。要密切党群关系,党就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对此,早在1905年,列宁在《谈战政治同教育的混淆》中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情绪都摸不透,不善于跟群众打或一片,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那就根本谈不上发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了。”(24)1917年,他在《致索·瑙·拉维奇》的信中又指出:“不接近群众,就会一事无成”(25)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列宁更加强调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并要求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26)。此外,为了保持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列宁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包括工会等组织的作用。对于工会,列宁认为工会是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组织,通过工会,无产阶级政党就可以“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27),而对于工会自身来说,要切实发挥好自身的作用,就需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28)“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其是真正的工会。”(29)

  第二,服务群众机制。在列宁看来,在无产阶级执政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人民,1920年,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从本阶级队伍中征集自己的管理人员。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30)对此,列宁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一是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除了强调上述工会组织的作用,列宁还强调各种经济组织的作用,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等组织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31)二是以革命精神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服务于人民群众,如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认为,俄国工人阶级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无产阶级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对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一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32)同时,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能够促使苏维埃国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第三,保障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因此,党决策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要保证党决策的科学性首先就必须做到民主决策,为此,列宁非常重视民主对党决策科学性的意义,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如1917年4月,在全党第七次代表会上,151名代表讨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与加米涅夫分别作正副报告,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对《四月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经过讨论,会议拥护列宁的提纲。二是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在党中央重大决策上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不是以势压人、向人民隐瞒真相,而是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党员、人民,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如布列斯特和约,原本列宁想就此事进行公民表决,但因为时间的原因,改由中央发出意见征询书的形式,42省作了答复,列宁亲自汇编答复资料,总计赞成和平者167票,赞成战争者128票。(33)在此基础上,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不仅做出了由实行“党组织的极端集中制”转而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三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公开的集体讨论、争论。列宁认为,要形成正确、科学的决策,需要对党内不同的观点进行思想交锋,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对此,列宁在1904年的《告全党书》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老老实实地进行诊断,对症下药地加以治疗。”(34)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加强党内争论的必要性。1917年,他在《政论家札记》中就指出:“我们党的错误是很明显的。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35)

 

四、密切党群关系必须规范公共权力运作,预防和反对党员干部与民争利

 

  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征,可能导致部分党的领导干部运用公共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进而作出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行为,也必然不利于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维护。为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用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就必须要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那么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呢?总的看来,列宁的思想和探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党内监察制度。无产阶级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严格的纪律既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约束的重要基础。十月革命之后,针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以及一些“不坚定的经不住考验的党员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在日益增长”(36)的现实情况,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进一步对监察委员会的权限作了规定,规定:“监察委员会和党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37)同时为了保证监察委员会工作顺利地进行,俄共(布)十大还进一步强调:“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员会委员”(38),并且规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任期未满前不得调任其他工作。”(39)总的看来,列宁时期,俄共(布)党内监察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监察委员会具有独立的、巨大的监察权力,可对全党进行切实地检查和监督。由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都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受命于党的代表大会这一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因此,党的监察工作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事实上面向全党,即对党的一切组织(从地方到中央的每一个组织和机构)和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总书记在内的每一个党员,实行严格地、切实地检查和监督;二是由于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不兼任党委员会的委员及任期未满前不得调动工作,因此,监察委员会在实际的监察工作中,将不受党委会的约束和影响。同时,也不存在因怕打击报复而畏首畏尾。上述举措对于严格党的纪律,对于预防和反对党员干部与民争利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的监督作用,十月革命后,苏俄人民建立了苏维埃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列宁指出:“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40)它和旧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因为“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41)“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42)为此,就需要为人民的监督创造条件:一是保障工农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在列宁看来,公开选举公职人员,是工农群众管理国家的基本权利。他说:“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43)又说:“现在是工农国家做了‘主人’,它就应当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44)这实际上是强调要把公职人员的政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公开地摆在人民群众的面前,由群众评论、监督和取舍。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机关搞好工农群众的信访工作,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工农民主监督的形式之一。早在1918年12月,在苏维埃政府拟定和颁布《关于苏维埃机关的管理规则》的草稿时,列宁就明确的指示:“每个苏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日期和时间的告示。”(45)从实践中看,列宁本人就带头做到这一点。他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总是要挤出时间接见各方面的来访者。当然,列宁并不可能对所有来信来访都亲自处理,但如果委托有关单位或其他人员去办的,他总是要求经办人一定要把处理结果告诉他。(46)

  第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由于新闻媒体具有面向社会公众,表达公众意愿,反映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因而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参与。正因为如此,列宁非常重视新闻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对此,列宁在1917年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47)同时,为了保障舆论监督切实落实,列宁还主张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缺陷和不足,以此督促领导干部时刻警醒自己,运用自己手中权力为群众谋利益。正如他在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所指出的:“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48),通过报刊可以“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49)

 

五、密切党群关系需要注意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应

 

  党的群众工作要在实践中顺利推进就离不开有效的工作方法,因为有效的方法可以使党的群众工作得到人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它对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不可低估。对此,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群众工作方法进行初步的探索,主要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在每个时机里抓住整个工作链条的主要环节。群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处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以此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整个问题的解决。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列宁在1901年《怎么办?》一文中就指出:“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50)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列宁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工作方法。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进一步强调:“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51)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新生政权建立之初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时指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这就是大多数农民拥护共产党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52)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在处理复杂群众工作中要注重以满足最大多数群众的意愿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不仅是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而有利于群众工作的顺利推进。

  第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自我批评精神,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是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方法。其主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前进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正是由于自我批评精神,使得无产阶级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有利于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更有利获得群众的支持。对此,早在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就明确指出:“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53)1918年11月7日,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54)列宁还以当时的经济政策为例,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自我反省的结果。“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55)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56)

  第三,依法办事的方法。要密切党群关系,坚持依法办事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因为坚持依法办事不仅有利于保证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循法律法规,做到不越权、不失职,也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对此,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从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指出:“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57)“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象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我的第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论点!”(58)。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严格遵守法律》提出:“共和国全体公民、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一切公职人员,都严格遵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中央政权机关过去和现在所颁布的决议、条例和命令。”(59)在这里,列宁其实明确指出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也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正如他在1921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所指出的:“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60)不仅如此,列宁还重视法律对于化解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做出的决议就明确指出:“为解决财产关系方面的各种纠纷,应当定出一些固定的民事准则。”(61)

 

六、几点启示

 

  列宁党群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无疑是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62)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所建立起来的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党群关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蛋糕”做大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维护人民的利益首先要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中轴仍然是发展。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得不去实现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相当多的中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反之,如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提高,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就必然会降低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密切党群关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一句话,要密切党群关系就必须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保障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其所产生的效应不仅有利于夯实党群关系的基础,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建立健全党的群众工作机制。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建设。机制要解决的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和长期化的问题,保证党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必须做到:一是完善联系群众机制。包括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定期走访制度、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党员联系户制度、民情登记和公布制度等;二是健全群众的服务机制。包括建立服务承诺制度、为民服务代理制度、结对帮扶制度等。三是完善保障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包括完善群众决策参与机制;实行重大决策咨询、专家论证和听证制度;建立重大决策公示机制等。

  第三,加强权力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权力运作摆脱不了公共属性和个人行使的矛盾,由此可能导致部分领导干部运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腐败问题。对此,党的十八大强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一方面需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尤其是进一步增强纪律检查机关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因为“权力运行失去群众监督,必然造成党群关系不良甚至恶化的危险结果”。(63)尤其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领导干部要树立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加大舆论的开放程度,进而为我国新闻监督的顺利开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在网络时代,还要充分利用网络监督的作用,在加强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管理的同时,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要主动建立社会信息采集通道,对于网络上出现的腐败热点要及时进行跟踪反馈,及时洞察网上舆论苗头,并对网络反腐信息处理的办理时限,以及操作流程等作出制度化规定,以此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

  第四,创新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我们必须看到,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利益诉求也不断增强,与此相适应的要求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适当地创新。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必须以满足最大多数群众利益为目的和归宿,同时结合当下群众工作新形势和新特点。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同时,要将把依法办事与带着感情工作结合起来,把做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以及把真抓实干与以诚取信结合起来,以此不断拉近党群之间的距离,增加两者的理解与互信,构筑起两者之间深厚的情谊。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15页。

  ②《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③(26)《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33页。

  ④⑦《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269-270页。

  ⑤(23)《列宁文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1、304页。

  ⑥(40)(41)(51)(5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49、606、506、576页。

  ⑧(15)(1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74、75页。

  ⑨(13)(14)(17)(18)(20)(22)(30)(31)(32)(52)(6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23、570、504、614、767-768、771、125、225、23、692、587页。

  ⑩《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11)(4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14页。

  (12)(21)(42)(43)(48)(49)《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9-440、147、186、143-144、136、136页。

  (19)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24)《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25)《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3页。

  (27)《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200页。

  (28)(29)(55)(56)《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375、226、226页。

  (33)尹彦著:《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34)(53)《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317页。

  (35)《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36)(37)(38)(39)(6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3、71、71、71、142页。

  (4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

  (45)《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361页。

  (46)郭泽洲、徐善广:《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50)《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57)《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58)《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300页。

  (59)[苏]A.盖尔青仲著,郑华、王增润、赵涵兴译:《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页。

  (62)黄勇:《列宁党群关系的现认识》,载于《江汉论坛》2013年第7期。

  (63)黄桂英、王俊淇:《论群众监督对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作用》,载于《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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